烽烟歧路

    曼群的书房很简洁，堆满了各种书和层层叠叠的文稿，别无他物，除了悬挂在正墙上的那把短剑。

    这把短剑全长40厘米，玳瑁剑把，剑把绘有两朵梅花及国民党党徽纹饰，顶端绘有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剑鞘顶部和底部也有梅花装饰，剑鞘涂有黄漆，配有帆布剑套。

    剑柄上刻有“蒋中正赠”字样。

    这把剑的由来，其实跟老友本尧有关。

    那还是战前的时候，一次在武汉的见面。难得一见的老友见面分外高兴。促膝长谈是少年以来保持的习惯。

    那时本尧刚刚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他们聊到了国内、党内形势，以及即将到来的中日战争。

    “校长对国民党感到失望。他认为当前的国民党差不多已成为一个空的躯壳而没有实质了，党的形式虽然存在，但党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国民党的组织可以说是已经积弱成疾，并且病入膏肓。”本尧沉重地说到。

    “是的，现实的情况倒是这样，并且各种问题是积重难返了。”曼群点了点头。

    “目前，校长已经开始加速推进三青团的组建工作。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革命组织，消除过去的纷争，吸引全国青年，担负起被国民党抛弃的革命任务。寻求变多党为一党的统一，三青团的建立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工作关系，能使所有革命和抗战的真正支持者取消分歧，共同努力，一致工作。因此，他对这个新组织抱着热切的希望。”本尧进一步解释到。

    “所以，三青团书记人选想到我这个没有山头的人，他担心国民党内所有的对立派系和所有的“小组织”，如复兴社(蓝衣社)和青白社(CC系)阻碍新组织的建成。”

    其实，曼群知道三青团的事情，他们对报纸、期刊和小册子的出版发行也相当重视。

    “三青团把力量可以集中在全国学生身上。每一所高中、技术学校和大学内都建立三青团的组织，开展政治训练。这样看能否造就一支新的建设中国的力量。”曼群说到。

    “今天我来找你还有一个任务呢，曼群你和我一样，首先是国民党党员，还是党报总编，有能力有良知有热血，请你也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吧，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艰难寻求救党救国的道路吧。”本尧望着曼群，诚挚地说到。

    就这样，国民党内部一群类似本尧与曼群的精英党员，明知“大厦将倾，非一木所支”，但仍抱着改造组织和支撑危局的理念，为这一份崇高而艰巨使命苦苦维持。这是一种西西弗斯式的挣扎和抗争，伴随一次次不断的失望和挫败。国民党政治腐败，被替代被淘汰，历史大势所趋。

    因为《武汉日报》在抗战期间，在艰难困苦情况下，保证报纸按期正常运转，坚持正面宣传，稳定和鼓舞全面全民抗战，曼群的专业水平、学术眼光、筹划技巧、统筹能力得到了高层重视。

    在国民政府战后对杰出抗战有功人员的表彰大会上，本尧代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蒋委员长赠予曼群中正剑。它是民国时期蒋介石赠给其黄埔学生、得力部将及有功人员的随身短剑，在当时是一种至高荣耀的象征。

    蒋介石在授予部下中正剑，其本意是为了让部下对他的效忠、在失败之际以此剑自裁以报效他的知遇之恩，起初只授予称呼他为“校长”的黄埔门生，后来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蒋介石为了笼络人心，凡少将以上军官，不管什么出身，都赠送了一把中正剑。由于抗战之前国民党官佐都系宽边十字武装带，将级军官在十字武装带上悬挂“中正剑”，起初可以说是一件时髦的装饰品。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接受了美式装备，军服改变了，十字皮带淘汰了，这件装饰品也无处可悬挂了。

    这把短剑，在曼群看来，正反映出国民政府封建意识浓厚，搞裙带立山头，建立现代民主国家在他们眼里犹如痴人说梦。

    为了笼络人心，抢夺地盘，许多地方军阀也纷纷效仿蒋介石的这一做法，让社会各界啼笑皆非。

    比如湖南军阀何键就效仿蒋介石铸造了大批戒指，并在上面镌刻“铁血”二字，发给学生，又向每个学生赠送短剑一柄，上镌“慧剑，何键赠”字样。

    山西军阀阎锡山封建色彩浓厚，一向很看重乡土关系和师生关系。当时在山西各地流行着一句话：“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挂。”五台是阎锡山的家乡，洋刀就是指旧军官腰里佩挂的，阎锡山为了控制下属所颁发的“公道剑”。

    心里虽然充满不屑。但在威权的乱世，这把短剑带来的以毒攻毒、以恶制恶的效果很是明显。所以，曼群一直把它挂在报社办公室的墙上，抵挡鬼魅宵小。

    “中正剑”旨在培养唯命是从的军人。而现实情况是，解放战争是一场随着时间推移，越打越容易的战争。到了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意志越来越消散，军队人心惶惶，即便拥有精良的武器，也弥补不了他们心中的惶恐。包括本尧在内的许多腰佩中正剑的国民党将领，都选择了正确的人生道路，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湖北解放，总体路线图是“由北向南再向西”。

    1947年，重建中原解放区，鄂西北两郧地区率先获得解放，郧西成为湖北解放第一县。

    1948年，先后发动襄樊战役、樊城战役，解放襄樊。

    1949年2月，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南下，解放平汉路沿线及鄂东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3月31日至4月1日，发动花园战斗，解放孝感；4月，四野主力南下，5月发动汉浔间渡江战役，解放鄂东、鄂南、武汉地区；7月，宜沙战役，解放江陵至解放江陵至宜昌（包括湖南常德）沿江地区；8月，兴山、秭归解放。1949年11月，解放长阳、五峰和恩施地区7个县。11月18日，鹤峰县城解放，这是鄂西最后一个获得解放的县。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国民政府已然土崩瓦解，何况一家报社。《武汉日报》作为曾经的“党国喉舌”也罢，四散奔逃的命运已然注定。

    1948年12月，宜昌，报社总编辑办公室。

    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陪同来的是报社杨社长。

    “这位是湖北党部宜昌党员通讯社张主任业文同志。”杨社长向曼群说到。

    曼群知道，党员通讯社就是中统。1947年4月后，中统局改头换面，对外称中央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省市设通讯社。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于1938年成立，至1947年前后历时9年。其组织庞杂，人员众多。中统局开始设于湖北汉口的黄陂路，后迁到重庆储奇门药材公会大楼楼上。

    中统以各级国民党党部为活动基地，在省市党部设调查统计室，在省以下党部设专人负责“调查统计”，在文化团体和大专院校、重点中学广泛建立了“党员调查网”。

    后来为了加强对付共产党的力量，调查科内又增设了一个“特务组”，举凡对共产党的调查研究、密谋策划以及被认为属于最机密的情报搜集、破坏指导统由该组负责。该科也增设了一个“言文组”，其任务是负责搜集各省市的报章杂志、各种进步刊物以及国外的华文刊物，分门别类加以剪贴，逐日送科主任转部长参阅。

    中统人员的到来，让曼群心里觉得厌烦起腻。尤其对他们监控社会舆论、压制进步思想言论尤为反感。他知道，此人前来绝无好事。

    “国家与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誓竭股肽之力，继之以坚贞，以尽国民党员天职。”张业文说话有些阴郁，气氛顿时有些压抑。

    “武汉、宜昌肯定马上保不住了，这形势危急，报社何去何从，我等心中无措啊。”杨社长惶惶然地说到。

    “慌什么？”张业文呵斥到。

    “按照委员长的部署，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部8个军约10万人，控制于巴东、恩施、咸丰之线，作为西南防守的前进阵地。委座将把国军优势兵力集中到四川，准备在四川与解放军决一死战。”张业文笔直地站立着，狠狠地说到。

    他接着用缓慢的语速，一字一顿地接着说到：“接湖北党部命令，为振奋国军声威，积极开展反共宣传，即日起筹办《川鄂日报》。报纸发行人为三北轮船公司宜昌分公司经理任子卿，社长由我担任，经理邓广志，总编辑曼群，主笔张映南。所有刊载的新闻稿必须先送国民党湖北党部宜昌党员通讯社审核通过。元旦必须看到第一期的如期发行。”

    杨社长和曼群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安排惊呆了。

    “张主任，你看现在已然是年底，现有的机器设备都不够，时间太紧，有太多具体问题了。”杨社长和曼群急切地说到。

    “杨社长、曼总编，现在是非常时期，这是命令，否则按军法从事。至于办报的具体困难，你们都是行家，应该没有问题，我只要结果。”张业文讪笑着幽幽地说到。

    他们感觉后背一凉，他们都知道中统血腥残酷的手段。

    “另外，接川湘鄂绥靖公署命令，鉴于目前处于战时关键时期，即日起报社纳入军事管理，湖北党部宜昌党员通讯社派员进驻报社，维持战时秩序与安全。”张业文冷冷地说到。

    随着着张业文刚跨出报社大门，几个身着黑色中山装，胸前别着国民党党徽的精壮男子，跨进了报社。

    “战争爆发之时逃跑，战后回来接管，兵败犹荣，是非不分，颠倒黑白的风气，在国民党内部上行下效，习以为常。这种国军还有什么声威？”曼群激愤地拍案而起。

    “曼群，别激动，中统已经入驻，我们知道鹰犬的手段，即便是为了家小也要忍啊。”已经年近六旬的杨社长低声说到。

    突然，一阵猛烈的冬季寒风吹了进来，把办公桌上的文稿吹落一地。

    “曼群，我先回去了，你慢慢收拾吧。”杨社长长叹了口气，转身走了出去。

    1949年元旦，先是在宜昌江南五龙民生工厂，2月21日迁至民意路1号，5月又迁至四维街75号，《川鄂日报》创刊号出版了。

    该报以地方报名义向工商界集资兴办。初为8开2版;3月20日改为4开2版。该报第1版为国内新闻;第2版为国际新闻和本市新闻，第2版下专载广告。所载内容为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均用国民党中央社稿，同时也报道地方军、政动态和工商界消息。

    曼群拿着手上这份《川鄂日报》，看着鲜红的创刊字号，作为报人，心里没有一丝的欣慰感，心里充满着被胁迫的屈辱与无奈，以及对自己所处阵营深深的失望与悲哀。

    曼群回忆起抗战胜利后，在武汉所耳闻目睹的打着接受之名，实为“劫收”。官商勾结之下，将完好的机器砸碎，充当废铁卖掉牟利，此种事情比比皆是。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自己的私利，为得到美国的援助，不惜牺牲中国的主权。

    “党国丧失主义，官员丧失信仰，军人丧失信心，百姓丧失希望，这个国民政府真是末世，回天乏力了。”曼群望着墙上那把如今看起来有些可笑的短剑，心里漠然如灰。

    《川鄂日报》上登载的依旧是“国军大捷”，他觉得自己的尊严、忠贞、信仰，在今天犹如玻璃碎了一地。

    他知道，这就是自己命运的歧路。大时代的洪流裹挟着自己，浮浮沉沉，既难于选择也难于回避。

    不远处，仿佛已然听到解放军的隆隆炮声，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