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三十二章 没道理的理宗（二）

    南宋军队经过这一次阵仗，南宋朝廷元气大伤，北伐的生力军损失了4万余人，所筹集的大量军事物资被损毁、丢弃，蒙古使臣动辄到临安，指斥南宋朝廷违约背盟。尤为可怕的是，转年蒙古军队以10余万的生力军大举攻击南宋的时候，此时的南宋朝廷还哪里有多少精兵可以摆出？由于北伐的6万宋军都出自两淮，而这次宋军北伐失败之后，两淮防线受到极大破坏，带来的破坏性巨大。

    另外宋理宗经此一劫，万念俱灰，竟然再不过问朝廷军机策略。也不知道一个皇帝是怎么在做的，就一次军事上的失败就让最高统帅的宋理宗心理上完全崩溃，根本没有任何的挫折承受能力，在战斗意志方面是极其的虚弱。而南宋朝野上下，鼓噪一时的是互相攻击搞起了内耗，正所谓自以为得计则虚亢一时，一旦落败就此对外就一蹶不振。

    “端平入洛”的失败，使南宋损失惨重，数万精兵死于战火，投入的大量物资付诸流水，南宋国力受到严重的削弱。更重要的是，“端平入洛”使蒙古找到了进攻南宋的借口，蒙古由此开始了攻宋战争。朝野上下对于出兵河南的失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议论纷纷，而对这种局面，理宗也不得不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以安定人心。

    端平三年，宋理宗下达罪己诏，在诏书中承认对出兵的错误决策：兵民之死战斗，户口之困流离，室庐靡村，胳胔相望，是皆明不能烛，德有未孚，上无以格天心，下无以定民志。托予小子不付上帝命，欲图绍复之功，岂期轻动于师干，反以激成边祸，至延强敌，荐食神州。宅里墟于青烟，甲卒屠于白刃，凡三百年之生聚教训，与数十年之陈郭封疆，凭陵无厌，荼毒甚惨，序言其情，谁执斯疚。皆由朕责治太速，知人不明，误信佳兵之言，弗思常武之戎。拊心若厉，欲悔何追？朕今退自省躬，益皇敬德。理宗皇帝对出兵的决策失误进行了反思，承认自己先前不顾众臣反对，偏听偏信，贸然出兵，导致兵败感到后悔不已。理宗同时表示要“下诏以陈轮台之悔，益申儆于边防”，意味着即将理宗要对边防政策作出调整，先前要收复中原故土的的雄心壮志，早已经烟消云散了，不仅国君如此，南宋将帅之间更是顾此失彼，畏敌如虎，“自汴京退走，而我师之雄胆已丧”。宋理宗值此国家危难之时，希望朝廷众臣接下来能够同心协力，守卫好疆土。

    “端平入洛”的兵败对宋朝的影响来说无疑是及其恶劣的，从做为统治者的宋理宗来说，未对宋蒙形势有一个正确清醒的认识，轻率出兵战是导致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军事上造成兵力损耗，士气不振，其中在战争当中“诸军骇汗奔走，淹死、践死、走死、饥渴死者十之七八，军装器械，委弃如山”。南宋的国防力量在此战中损失殆尽，造成边境地区空虚，无以防守。加之将帅失和，以赵葵为首的将领最为严重，“范方倚，李伯渊为腹心，不思养虎以遗患；赵葵亦置夏全于肘腋，不虞饱鹰之扬去”。

    宋理宗在战后对待蒙古的政策中或战、或和，游移不定，使各大将领之间毫无信任，各自为政，以至边帅与朝臣之间的矛盾无法化解。兵败对国家的财政和民生方面的损失也是无法估量的，“粮食之陷失者，以百万余计，凡边民之骸骨相枕，国家之膏血无余”。激化了宋蒙矛盾，蒙古早垂涎南宋已久，蒙古大汗窝阔台以此为借口大举进攻南宋，南宋百姓陷入了无休止的兵灾中。当时作为宰相的郑清之也是难辞其咎的，时人论其“抗议用兵，损辱国体，河洛困匮，远近驿sao，猎夺相权，专持国柄，履亩害民。”但兵败之后，郑清之并没有丢官，反而由右相升任左相。做为具体执行者，统兵主帅赵葵来说，“将帅欲图立边功，倡据关守河，恢复三京之议以邀宠，遂与入洛之师，不幸溃败”。兵败之后加剧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朝臣之间互相攻讦，人心涣散，南宋的朝局更加混乱。作为淮东军的统帅，赵葵对“端平入洛”之役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要细究宋军失败的原因，则也不能全怪在赵葵的头上。

    南宋“端平入洛”之役的失败，从军事角度分析，不是输在战略上，而是战役层面的失败，输在军事勤务上，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运输补给的困难。赵葵所属的淮东军有专门的运粮官，“吴天球为随军钱粮受给”，但是粮食运输非常困难，“中原沦胥久，河失故道，运漕绝五河口，溯大、小清河，略葛驿以达于京师，绵千数百里，无人烟，率虎豹所嗥，鱼龙所家也。军无乏兴，遂入汴”。全子才的淮西军也配有专门的运粮官，“陈庆勉董餉汴京米”，以石计者万有五千载，以舟百，自合淝部舟至京口，支装渉湖而江，又溯河而淮，北过徐、泗，南过盱眙，历濠梁、抵寿春。交卸之日，斗升无亏，骇风涛、危哨骑、脱万死，而得一生”，说明了运粮的困难。

    其次，缺乏军事侦察。一个完善的指挥体系必须建立健全的侦察系统，以尽可能获取敌军的配置和运动情报。显然宋军的军事侦察系统不够完善，从宋军在洛阳中了蒙古空城诱敌之计就可以看出宋军并没有进行先期的侦察，对蒙古军队的动向一无所知。

    除了军事上的失误，宋廷内部和战意见的不一致以及京湖方面的掣肘也是导致“端平入洛”失败的重要原因。端平二年八月，主管官告院钱相在进对时也指出边帅不和的问题：“诸帅责任虽分，体统则一，若彼此不和，缓急岂肯相应？所关利害不小”。起初宋廷本打算两淮、京湖、四川协同出兵，但京湖和四川战区都拒绝出兵。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不仅拒绝出兵，等两淮出兵后，还拒绝给两淮部队提供粮食支持。“史嵩之主和，中沮之，不肯运粮，卒至误事”。灭金之后，蒙古军虽然主力撤退，但仍未放松对河南的侦察和监控，京湖帅臣早就接到探报“虏中传南朝来争河南府，哨马已及孟津，狭府潼关河南皆增屯设伏”，然而京湖方面并未将这一情况通知给赵葵。

    纵观“端平入洛”之役的整个进程，赵葵的表现可以用“长于战略，短于战术”八个字来概括。尽管赵葵在战役先期表现出了深远的战略眼光，但在实际作战中却轻师冒进，以致入洛之师溃败。尽管入洛之师溃败，但赵葵并未仓皇逃跑，反而审时度势，将制置司治所从扬州迁到边境的泗州，率领宋军主力与降人国用安等在应天府、徐、邳等地相继与蒙古军作战，仍不失统帅之责。赵葵在淮河南北的顽强抵抗，使得蒙古军无法进入南宋腹地，这也是蒙古军撤退的重要原因。南宋兵败之后，便知道蒙古军队即将南下，赵葵从东京回到自己防区之后便加紧备战，便计划把制置司的指挥所前移到海州，企图想守住北伐时拿下的战略要地徐州、邳州、东海、应天等地。因为在之前的“入洛”之役元气大伤，所以赵葵感到力不从心。可是未待准备好，蒙古军队已经开始对边境各州的进攻。此役兵峰所至，“瞰临江口，有长驱之势，威震荆楚”。可见蒙古军队攻势异常凌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