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六十七章 岳飞征战（一）

    要投降要求和也要有资本，否则连求和的机会也没有，实在弱小的对手只会给敌人直接消灭。就如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在一败再败的情况下，被日本***政府宣称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对国民政府采取的就是直接消灭的策略了。

    高宗也深知这一点，为了谈判顺利进行在战场上获得一定的胜利是完全必要的。所以当时的高宗对那些有真本事的主战派的岳飞，韩世忠等人还是十分倚重的。

    岳飞在绍兴三年九月被授予正四品承宣使的虚衔，兼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的实职。他回到江州(治德化，今江西九江市)后，李横、翟琮、李道、牛皋、董先、张玘等将先后逃奔江南西路，其中牛皋和李道请求接受岳飞“节制“。宋廷于是将牛皋、董先共一千余人以及李道等部并入岳家军，张玘也拨归岳飞统辖;翟琮改任江南东路兵马钤辖，独立成军;李横和岳飞基本同级别，不愿隶属岳飞，其一万五千人马改隶官职更高的张俊。

    为击败伪齐军和杨么军的合兵计划，岳飞决定先打李成，后打杨么:“先襄汉，襄汉既复，李成丧师而逃，杨么失援矣。第申严下流之兵以备之，然后鼓行。“岳飞曾屡次申奏朝廷收复襄汉地区，他在绍兴四年(1134年)春上《乞复襄阳札子》说:“今日之计，正当进兵襄阳，先取六郡……况襄阳六郡，地为险要，恢复中原，此为基本。臣今厉兵饬士，惟俟报可，指期北向。”

    朝中宰相朱胜非支持这一作法:“襄阳上流，襟带吴、蜀。我若得之，则进可以蹙贼，退可以保境。今陷于寇，所当先取。”

    刚从江南西路调任政府参知政事的赵鼎也支持岳飞:“知上流利害，无如飞者。”

    而签书枢密院事徐俯却反对委派岳飞出兵，戍守淮南西路的刘光世也要求代替岳飞“措置荆襄”。最后宋廷决定由岳家军出兵收复襄汉，刘光世军增援，王军箝制洞庭湖的杨么军。

    三月十三日，宋廷向岳飞发布出兵的省札，正式任命岳飞为荆湖北路前沿统帅，在他的制置使官职上添入“兼制置荆南、鄂、岳“的加衔，荆湖北路安抚使司颜孝恭和崔邦弼两统制的兵马，荆南镇抚使司的兵马，都暂归他“节制使唤”。支付六万石米、四十万贯钱以作军需，又另加二十万贯钱“充犒设激赏”。宋廷又对岳飞此次出征作了几项规定:只以收复丢失的四郡及伪齐管辖下的唐州、信阳军为限，”不得辄出上件州军界分”;如果敌军逃遁出界，不须远追，也不得“或称提兵北伐，或言收复汴京之类，却致引惹”;收复襄汉六郡后，由岳飞差官防守，岳飞大军则回大江沿岸驻扎。

    宋高宗次日又特下亲笔手诏说:“追奔之际，慎无出李横所守旧界，却致引惹，有误大计。虽立奇功，必加尔罚。”

    岳家军的总兵力时为二万八干六百十八人，崔邦弼军约有三千人，颜孝恭军约有一千九百人，而荆南镇抚使解潜仅派统制辛太率一千二百名乡兵前来助战，岳飞此次进攻襄汉六郡的总兵力，大致在三万五千人左右。

    如果此次再败对战局有重大影响，所以南宋朝廷非常看重这次岳飞的出征。出师前，赵鼎又生怕岳飞有失，上奏高宗:“陛下渡江以来，每遣兵将，止是讨荡盗贼，未尝与敌国交锋。(岳)飞之此举，利害甚重，或少有蹉跌，则使伪境益有轻慢朝廷之意。”为了使岳飞之“将佐竭力奋死”，“以济事功”，宋高宗下诏称岳飞曾保奏王贵、张宪和徐庆三将“数立战效，深可倚办”、“理宜先有以旌赏之”，给王贵等三人颁赐捻金线战袍各一领，金束带各一条。宰相朱胜非通知岳飞，只要得胜即授予他节度使的头衔。宋高宗又特令张俊的“神武右军”和杨沂中的“神武中军”分别选战马各一百匹拨给岳家军，并在岳飞的制置使官衔上又增加“兼黄州、复州、汉阳军、德安府”的加衔。此时的赵构运动岳飞的出征也是十分重视和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