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的约定
从上海赴台失败后,曼群告诉自己,最后只能去找找一位重要老友,托他想办法赴台,因为他们有约定。 老友名叫本尧,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他虽然位高权重,但在曼群眼里,他更是一个注重修身齐家,两袖清风,在当时那个政治生态下算凤毛麟角,有君子之风的忠厚大哥。 曼群再次读起本尧写给他的信件,思绪不由回到家乡巢湖边上那个小镇—丰乐镇。 巢湖,位于AH省中部,是长江中下游五大淡水湖之一。宛如一面宝镜镶嵌在江淮大地,有“八百里湖天”之称,由合肥、巢湖、肥东、肥西、庐江二市三县环抱,曾称南巢、居巢湖,俗称焦湖。 巢湖南可截天堑长江,北控“淮右襟喉”合肥,左与大别山形成掎角之势,右威胁古都南京,历来为“天下有事是必争之地”。 巢湖流域位于长江下游左岸,主要支流发源于大别山区,自西向东流注,经巢湖,进入长江。以巢湖为中心,四周河流呈放射状注入。较大支流有丰乐河、杭埠河、派河、南淝河等。其中丰乐河则是巢湖水系第一大河。河水灌田甚广,“岁赖以丰,给民以乐”,遂取“丰”、“乐”二字,给河取名“丰乐河”,镇即随河而得名。 丰乐古镇沿河而立,东西走向,南北两条街道。小瓦楼房,板门铺店,茶馆酒楼,鳞次栉比,青石路面,小巷通幽,颇具江南水乡小镇特色。 小时候,曼群随母亲常来这里。丰乐“森源商号”的酱油干色泽红褐、鲜艳透明、香气浓郁、滋味鲜美醇厚,是古镇传统名特产,它选料精良,加工考究,味美淡咸相宜,富有弹性,是每次母亲来接曼群从私塾回家,必带的地方特色小吃。 在丰乐镇,当地负有名望的前清秀才鹤年先生开设私塾蒙馆。六岁的曼群成为鹤年先生的学生之一。 私塾教材,蒙馆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贤文》、《女儿经》等。蒙学先教识字。其法以楷书将笔画简单的字写于一寸余的红色方块纸上,每天教认单字。教认字数按学生接受能力而定,每天周而复始地反复练习。认到数百字才教《三字经》等韵文书。接着教四书五经。 学生捧着书本到塾师座前,由塾师教读,学生随之轻声默读,读多少课文,亦随接受能力而定。读到哪儿用红笔圈点到哪儿。教读数遍,学生回至座位上自读,读熟后到塾师席前背诵无误,再教新课。一般每天上午读三课,当天把三课读熟,第二天早上背诵。学生每读一本书,要反复地读,直到能通本背诵为止。 曼群天资聪慧,每天总会是最先背诵过关的那几个人之一。 私塾同学—本尧则往往是第二个背诵过关的人。他就出生在丰乐镇,家里在河边开了一家很小的篾器店。因为和本尧要好,曼群经常会去本尧家里玩。 本尧的爹爹沉默寡言,每天总是在不停地在编各种式样的筐,他是巢县洪家疃村一个篾匠,家中的先辈和族人多数务农,只有少数以经商或手艺为生,日子过得比较拮据。本尧母亲是个没有文化,田间地头四处忙活的农妇。到了读书的年纪,父亲为节省几个铜板,本不想让本尧读书,但母亲不干,省吃俭用一定要把儿子送到私塾里读书。希望他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 本尧性格沉稳,也许是生活艰难的原因,较之同龄人成熟懂事。他常常给曼群说他要去更大的地方发展,我宁可流浪死、漂泊死、冻死、饿死,也不能被人欺负,一辈子都作可怜人。不要像父亲一样编一辈子竹筐。 十四岁那年,本尧参加了秀才考试,结果名落孙山。这时,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兴办新式教育。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的希望彻底破灭了,而新式教育的开支又很大,家中已无力负担。眼见家中实在太贫苦,本尧不忍父母遭更多的罪过,主动中断了学业,由父亲领着,去一家篾器店当起了学徒。 但本尧求学的心没有死。他听说武备学堂的学费低,而且包食宿,便希望能上一所武备学堂以继续学业。几经辗转,本尧终于进入扬州巡警教练所受训毕业,成为正式警察。 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声打响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上海已经响应革命,大江南北的局势已是风起云涌。素来抱负远大的本尧觉得再当警察已不是长久之计,人生必须做出改变。于是,他毅然离开扬州,踏上了戎装报国的道路,走上了更大的人生舞台。 因为曼群和本尧属于总角情谊,十年私塾同窗之后,一个考取了湖北师范学校进了报社,一个当了警察后参了军,时光荏苒,虽然很少见面,但书信一直未断。 后来,他们在南京见过一面。那时,本尧刚兼任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下,为把全国的青年组织起来﹐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给已经衰老腐败的国民党增添“复兴力量”﹐1938年4月国民党中央通过设立三青团,在武汉等地大量吸收公职人员﹑军警﹑政工人员入团。 曼群就是在武汉加入了三民主义青年团。 成立之初﹐正值抗日战争激烈进行之际﹐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 许多知识青年在抗日爱国的激情鼓舞下﹐参加了三青团。三青团在抗日救国的名义下﹐开展了一些活动﹐如在各地建立青年馆﹑招待所﹐安置流亡青年和学生﹔举办夏令营﹑运动会和文娱康乐活动﹔建立战地服务队﹑宣传队慰问前方将士﹑伤病员和军人家属﹐开设青年服务社﹐举办一些生活福利事业等。 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逐渐奉行限共﹑防共﹑反共的政策﹐三青团的许多组织在特务分子控制下﹐成了国民党反共的工具。他们着力扩大组织﹐在学校﹑机关﹑团体﹐到处出现了“集体入团”﹑“举手入团”等拉夫现象。在国民党的严密控制下﹐三青团向青年灌输封建思想和反共思想﹐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对蒋介石的愚忠﹐进行“精神训练”﹑“生活训练”等。有些地方的三青团﹐被复兴社分子cao纵﹐堕落成了特务组织﹐与军统﹑中统沆瀣一气﹐设立青年劳动营﹐关押﹑迫害爱国进步青年。 曼群曾半开玩笑半认真的给本尧说:“你虽然是三青团书记,这个组织让人越来越失望,我准备退出组织了呢。” “我这个书记也就是个挂名书记而已,说退就退?我哪有你自由。”本尧苦笑。 “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我们就不谈这些了。曼群,你是个文人干的又是社会喉舌的事情,舆论也是战场,你性格刚直,如今这乱世之中,还要学会权变自保。我好歹也是国军二级上将,你有困难之事,请尽管开口,我一定全力处置。”本尧缓缓地说到。 本尧作为国民政府高官,长期与共产党人打交道,多次和曼群谈到了共产党的朴素、诚恳、吃苦耐劳、自我批评和虚心学习种种美德。他感慨万端地说:“国民党的失败是应该的,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一直主张国共合作,不赞成蒋介石的内战政策。 当曼群从上海满怀希望的赶到NJ市鼓楼头条巷15号——张公馆时,方才得知,本尧已于4月初北上北平,带领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于进行停火谈判。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进行,使国民党精锐部队丧失殆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至此,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此一时,彼一时,停火谈判成了国民政府苟延残喘的最后的一根稻草。 伴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惨败,其经济、政治也陷入全面危机。在经济方面,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物价连续倍长,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农村经济日益破产,人民苦难深重,民不聊生。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震撼和动摇着反动统治的根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日益加剧,愈演愈烈。 从四月初到四月二十日,就如战场形势的迅速变化,很快消息很快传到南京,和平谈判失败,国民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 然而,作为谈判团团长的本尧,却没有回到南京,留在了北平。一时间,众说纷纭。直到本尧发表《对时局的声明》,社会各界才焕然大悟。 他说“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国家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人民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和个人独甘落后,不能新生呢!” 原想依靠本尧高官身份去往台湾的计划,显然没了结果。本尧自己都选择留了下来。 面对这片经历着巨变的大陆,曼群感到世事沧桑变化让人猝不及防,也如浓雾弥漫,一时间看不清未来的模样。 该追随什么?舍弃什么?对曼群来讲,这决然的抉择,已经不仅仅是生存的意义,还涉及自己更看重的精神内核。自己曾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怀着信仰的忠诚亦步亦趋,现在当历史无情地在这片广袤的大陆上,为三民主义、国民政府拉上终结的帷幕,上至党首,下至党员,惶惶无措,各自奔逃,悲凉至极。 回望三民主义在中国大陆的三十八年,中国基层的问题始终未能有效解决。失去农村、失去民心是失败的主要问题。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而南京政权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渴望土地的农民在共产党的土改措施下被大规模动员起来,成为改朝换代最强大的社会资源。 同时,科举制度的废除造成农村精英向城市的单向流动,豪强恶霸逐渐占据底层权力中心,乡村阶级冲突加剧。南京政权穷于应付各方面挑战,对农村底层的控制持续减弱,政府职能在农村基本只体现为征粮、征赋、征丁,加剧了与农民的紧张关系。 “是时候也像本尧一样,应该考虑自我新生的问题了吧?”曼群心里暗想。就如一程的终点,已然到站,是时候踏上新的人生旅程了。 但是,旧时代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本尧、曼群这一代人身上,能存在可能的“新生”吗?就如本尧,一纸“声明”就真正能割裂与自己曾经奋斗一生的信念? 曼群陷入了从来未有过的迷茫。